我作为一个研究金融问题的学者，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重点的时候，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金融要在明年稳字当头和稳中求进的策略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谈判的背景下，CORSIA通过抵消机制将全球多个碳交易机制间接连接，能够促进不同碳市场在核算、减排目标、成果认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交流，自下而上为促进《巴黎协定》第六条最终落地提供更新的思路。在该机制下，所有的缔约国都可以通过向它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减排，产生的减排量用于本国履行《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

中国碳市场面临的机遇 能源不可能三角，是指安全、环保与成本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欧盟碳市场2021年的交易额约5589.97亿欧元，交易平均价格大约是55.6欧元/吨。在SDM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的CDM项目和签发的CERs的国家，如果CDM能够无缝对接SDM，相当于凭空多出许多全球通用的碳资产，这无疑将为中国取得全球碳定价权创造条件。SDM总体架构几乎全部沿用了CDM的架构，包括基准线、额外性、监测计划、审定核查机构、总体注册和签发流程等，但在可持续发展贡献上要比CDM强调得更多一些，估计未来可能会像黄金标准一样做可持续发展评估。碳市场展望：中国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要求中国碳市场的规模、价格、流动性都要达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体系和机制。

碳市场的机遇：目前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能源革命，中国目前在新能源的供给，我们有最大的新能源体系，传输有特高压电网，消纳有电动车体系和储能体系，我们巨大的成本、市场、技术与政策优势可以让我们超越能源不可能三角。中国广阔的市场、充沛的新能源资源、成熟的产业链、世界级公司和碳市场支持我们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此时要求人民币升值是没有道理的。

笔者相信，经济全球化仍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有人估算，在正常年份里中国廉价产品使美国通胀率每年大约下降两个百分点。另外，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这也是有悖常识的。时间：2010-04-15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进入 郑新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升值 。

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出口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美国不具备这种优势。如果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都统统视为"操纵"行为，那么就请这些聪明过人的议员们改写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好了。

如果这些企业因成本上升而被迫从中国迁出，则必须支付一笔价格昂贵的迁徙成本。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而且美国对加拿大、日本等国贸易逆差也呈现扩大态势，说明原因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美国自身出了问题。以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1354亿美元的机电产品为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假定生产出口产品的这些跨国企业分摊人民币升值的50%成本，这些跨国企业一年利润将要减少约38亿美元。最近半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呈逐月减少趋势。

历史经验证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快速升值，并没有改变日本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格局。仅以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09亿美元的家具玩具商品为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假定美国消费者分摊因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的50%成本，则美国消费者一年要为此多支出大约20亿美元，这对当前遭受债务危机和就业压力的美国民众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当前，世界经济刚刚出现复苏迹象，但是金融危机阴霾还没有彻底离去，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引擎"的中国经济"熄火"，将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一场灾难。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不仅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美国在华企业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因此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馊主意。

一些议员将美国国内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这是不公平的。其次，人民币升值将损害美国广大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

在过去的中美贸易中，一般贸易约占40%，加工贸易约占60%。在中美两国加工贸易中，跨国企业约占56%。

2009年10月，中国贸易顺差238亿美元。美国打压中国出口，不会增加美国出口和就业，也不会提升美国的这种比较优势。按照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报告，中国商品在美国零售价格大约是出口价格的4倍，由此形成巨额财富转移，让美国沃尔玛等商家赚足了利润，同时增加了美国就业，并让美国消费者受益。笔者希望，这些压迫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美国议员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认真地反思自己，不要只顾给自己拉几张选票、顽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破坏国际经济秩序，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多做一些对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益的事情。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2964亿美元商品，为美国进口厂商提供了约8892亿美元的收入。无论是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还是这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中国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阻止了全球经济危机加深，自觉承担了大国责任，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是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特别是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目前，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热炒人民币汇率话题，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美国就业和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试图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提出了要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制裁。

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盯住"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符合国际通行准则。首先，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增加了美国居民的购买成本。再次，人民币升值挤压了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的利润。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的既定目标。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国自身问题：一是美国储蓄率过低和消费率过高。人民币升值只会将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转往其他国家意思是说，若有十成货币，九成在上，即由国家掌握，仅一成投入流通，便会出现物价下跌和货币购买力相应上升的情况。

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

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时之需。但迄今为止，中国并未发生过金融危机。

二战以后，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经验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十分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危机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这是观察中国金融发展的新视角。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这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的表述。

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也提出，汉代法家的国定说（作为早期的货币理论），以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从惠的角度看，我国普惠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有所降低，但仍有下降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净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远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正是源于这种落后的低效的金融实践，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是促进资本规范发展。二、诠释发展迷思 以西方市场经济体为参照，中国金融发展无疑是落后的低效的。